毫无疑问，中国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最常用的管理工具是预算管理和KPI考核，预算主要解决业务和资源的匹配问题，KPI主要解决员工的牵引力问题。在创维集团同样如此，KPI是关键的指标考核，它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指挥棒，指引公司的经营方向和管理重点。
　　怎么用好KPI考核这个管理工具是每一位公司高管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由于KPI考核与经营管理者（被考核者）的收入直接挂钩，所以必定引起被考核者的高度关注，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一般是：
 　　1.KPI的指标
　　岗位不同，KPI的指标自然也会不同。例如集团对产业公司的一把手一般按核心财务指标中的销售收入、税后净利润、存货周转次数、应收周转次数等作为KPI指标。对集团管理部门则须依其管理职责来设计KPI指标。如常见的法律事务部主要承担公司的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职责，其KPI常用的指标有打击经济侵害案件成功率、合同审核率、专利申请数量、法律知识培训课时等等。KPI指标一般设置3-5个，不宜过多，过多就没重点了。随着公司每年的经营管理侧重点不同，KPI指标的设置会有所不同，挑战目标自然也会不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指标问题是考核方和被考核者比较容易协调的问题。
 　　2.KPI指标的设置目标
　　KPI指标的设置目标即每一个KPI指标在公司会计年度要完成的目标，一般采用同比增长或预算完成来核算。目标设置是KPI考核中考核方和被考核者较难协调的问题。若目标订得过高，被考核者无法达成目标，他就会放弃努力，反而达不到激励的目的，从而失去KPI考核的意义；若目标订得过低，则会导致被考核者不重视，不关心，也会失去KPI考核的意义。可以说，如何设计吻合公司长远战略目标，既有挑战性，又通过被考核者的主观努力可以达至的目标是考核方的管理难题。一般而言，只要数据全面、方法科学、沟通无障碍，目标问题是可以协商到位的。
　　3.KPI考核的公平性
　　所谓公平是指在公司内部或外部从事同类业务或管理工作时运用KPI考核的机会均等。不公平是指要么没有为被考核者设置同一起跑线，导致参与者机会不均等，要么是考核结果让参与者感觉或认为差距太大，无法接受，或者有的人努力了或有业绩了但KPI考核结果却不好，而不努力或没业绩的人KPI考核的结果却很好。这样的不公平最容易导致KPI考核失效，严重的情况下会冲击公司业绩导向的核心文化，打击做事人的积极性，有能力的人才留不住，最终导致公司竞争力的下降。所以说公平是被考核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KPI考核中的核心问题，往往也是实际工作中考核方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以我的经验，KPI考核中的公平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起点公平，二是结果公平。所谓起点公平是让参与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人人有机会，且机会均等，这是指公平竞争的环境问题，也是机制问题，它是KPI考核的实质，KPI考核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牵引，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所谓结果公平是指考核结果的平均化，即差距不大，大多数参与者都能接受。显然，起点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基于起点公平机制的设计才是KPI考核设计中的核心。就如同马拉松比赛一样，其比赛规则是所有参赛者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指令枪一响，大家一同奔向前方，至于谁第一，谁落后，谁甚至中途掉队，就要看参赛者个人的能力，或平时训练的水平了，最终结果肯定能比出个冠亚季军来，因为能者胜出。这个比赛规则承认参赛者个体差异，承认结果的差异，更强调起点的公平。若追求结果公平，无论谁都一样，那比赛就没有意义了，能人也就不出力了，甚至会退出比赛。
　　有意思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大家最为关注的往往是结果公平，即喜欢追求大家都差不多。也许参与者大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关注结果公平，且极端化为绝对的平均主义，所谓“均贫富”，“苟富贵，勿相忘”。而这恰恰是KPI考核最为忌讳的，因为平均主义是以牺牲效率为前提的，大锅饭的结果是没饭吃，对此我们有过太多的教训。为此，KPI考核方必须牢记，公平一定是指起点公平，要为参与者设计机会均等的起跑线，要承认参与者能力的差异，真正调动能人的积极性，让庸人在竞争中淘汰出局。只有这样，公司才能留住有用的人才，社会上有用的人才才会向往和加盟公司，公司才会增强竞争力。
     同样的道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有关于究竟是起点公平还是结果公平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媒体一味地宣传平均主义，追求绝对的平均，动不动拿富人开刀，有些媒体甚至鼓动社会的仇富心理，上演翻版“打土豪，分田地”的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典型的结果公平，其代价是能人不安，创业精神下降，企业家地位下降，富人纷纷移民，财富大量流失。起点公平反而被严重忽视，市场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社会公平机制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遭受不同程度的弱化，特权和腐败现象则更加恶劣。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尽管有很多，但与起点公平被忽视，机会均等被剥夺有很大的关系。不注重起点公平，一定会产生特权行为，在起跑线上就会有人偷跑，社会资源就会向特权阶层或既得利益阶层倾斜。如高考就会变形，农村孩子比城里的孩子上大学难，或者即便考上了也读不起；民营企业就会越来越难，由于起跑线不同，一开始就输了。在处理结果不公平，差距过大时，必要的相对平衡是必需的，但绝不能重回绝对平均主义的老路，而是应该更关注如何让结果的不公平回到起点的公平。举例来说，西方社会普遍征收的遗产税就是让结果不公平回到起点公平最好的典型。西方社会一般都会征收很重的遗产税，税率最高可达70%，一些亚洲国家也是。例如日本税务局规定，凡留下4亿日元遗产者，都须交60%的税金，而超过20亿日元者，则要交税70%。若一个富人的资产4亿则要交税2.4亿元，一般遗产大都不是现金，其后代为了继承遗产就必须交遗产税，而且税必须是现金，这样他就要变卖遗产，也许变卖实物遗产的现金还还不足以交税，反而欠一笔债。这样，其后代就要认真考虑继承遗产的问题了，前辈也要考虑是否该留下大量遗产的问题了。为什么西方富人往往要大量捐赠，甚至裸捐？除了其他原因外，遗产税也是重要原因，遗产税的调节机制是为了让富人的后代重新回到起跑线，回到起点公平，从而推动社会的生产力。
　　可见，不仅公司的KPI考核有公平问题，社会也有公平问题，二者都包括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问题。显然，追求起点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才会创造机会，才会人才辈出，公司才会有竞争力，社会才会有进步。